我國歷史上水患頻繁，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探索，在處理水與聚居地關系方面的經驗經過歷代總結和傳承，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治水理念。在區域尺度重視水資源的綜合利用，在城市尺度強調空間的科學布局，在院落尺度推崇天人合一的建設理念。結合我國現代城市水系統問題，對中國古代治水優秀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凝練。從系統和理念層面，對我國城市水系統規劃建設總結出若干經驗和啟示。

 

1 我國古代水系統治理的理念實踐

 

1.1 區域尺度——宏觀層面的水資源綜合利用

 

我國古代水系統治理非常重視對區域水系湖泊的系統性利用，通過開發建設和保護修復，發揮區域水系湖泊在資源供給、安全保障和環境改善等多方面的功能，積累了區域尺度上宏觀層面水資源綜合利用的寶貴經驗。

 

以西湖為例，其前身是澙湖，不斷被雨水和溪水沖淡，變成了淡水湖。自唐代以來，通過白居易、蘇東坡等先賢的建設疏浚整治和后世的管理，西湖與杭州城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構成了獨特的城水關系。唐太宗時期，杭州近海，當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杭州刺史李泌鑿暗渠，引西湖（時稱錢塘湖）水入城，使得百姓用水充足。唐長慶年間，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對西湖進行了大規模水利建設。乾隆《浙江通志》記載 “居易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錢塘湖，鐘瀉其水，溉田千頃”。白居易將已有的湖堤加高，增加了錢塘湖的庫容量。又在湖北、湖南修建了函管、水道排泄洪水，保障湖堤安全。白居易在《錢塘湖石記》中寫道“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余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既瀕湖千余頃田，無兇年矣”，詳細記載了湖堤的功能。北宋時期，蘇軾也對西湖進行了大規模疏浚，西湖得到了全面深挖，淤塞的兩條運河重新可以通航，廢除湖內葑田，禁止一定范圍內養殖菱藕，以防止淤塞。又在壩上建造閘門，用來調節湖水，使得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同時用疏浚出來的淤泥，在湖中建筑了一條溝通西湖南北岸的長堤，并堤上修建了6座石橋以溝通湖水見圖1和圖2。

 

 

 

經過長期持續的疏浚治理，西湖發揮了供水、農業灌溉、防洪防潮、航運等多種功能，也為老百姓提供了水產養殖、釀酒等生產空間和原料，極大的支撐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杭州城市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西湖作為區域山水格局的核心要素，一直是文人墨客贊頌與抒發情感的對象，具有獨特的景觀美學與人文價值。歷史的經驗證明，維護西湖作為整個區域社會經濟生活有機組成部分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對保障區域城市和聚落安全、支撐生產生活、提高環境品質至關重要。中國古代治水理念充分體現了人類社會經濟、文化活動和水之間的和諧、協調關系。

 

1.2 城市尺度——中觀層面的空間科學布局

 

我國古代水系統治理很多圍繞城市展開，城市選址和建設非常重視水安全保障，并強調科學利用地形條件進行布局建設；通過合理的空間布局，實現城市供水排水，交通航運、防洪排澇、防火、軍事防御和景觀營造等方面功能。人、水、城和諧的局面在很多古城遺址中都有體現，體現了城市尺度上中觀層面空間科學布局的重要意義。

 

以蘇州為例，蘇州是我國也是世界最早進行水系規劃的城市，其水陸雙棋盤格局經過2 500年的歷史變遷，依舊較為完整的保存，是水城規劃的典范。公元前514年，伍子胥 “相土嘗水，象天法地”，建造了保存至今的蘇州古城。蘇州地處太湖下游，筑在山陵與平原之間，西部山地盛產石料，為當時建筑城池提供了材料，東部平原地勢平坦，是進行農業種植的沃野。太湖水從西南閶門、盤門流入蘇州，供城內居民用水，通過城內棋盤形縱橫交錯的河道貫穿城市，經過葑門、婁門和齊門出城而去。

 

古蘇州城經過長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因地制宜自成體系的防洪排澇系統。蘇州城門分為水門和陸門，水門設閘，陸門往往有門也有閘。通過城門開關調節以發揮城市水系統功能，在晴天打開連接外部河道的水門引水入城，保障城市的供水，遇到軍事防御或區域防洪需要，則關閉水路城門的閘門以抵御外敵和洪水。蘇州街道石板路下多為溝渠，降雨時，水通過石板縫隙流到地下溝渠，通過溝渠排入小河，進入蘇州橫縱交錯的河網后，借助城市豎向設計，通過東部地勢較低的水門排出城市。蘇州城市水系兼具軍事防御、供水排水、防洪防潮、交通運輸等功能，經過2 500多年的風云變幻，城址沒有變動且基本保留城市和水系框架的原貌，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蘇州的古代防洪和治水設施建設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具有很高的歷史和實踐價值，見圖3。

 

 

1.3 院落尺度——微觀層面的天人合一理念

 

我國古代水系統治理中，古人在聚落院落供水排水系統、雨水梯級循環利用、人水和諧互利共生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實踐探索，如古人很早就意識到聚落在一定時間內排水能力有限，因此在聚落內部及周邊留出地勢較低的水塘、水池作為調蓄空間，在降雨較大的時候，可以起到蓄洪緩解排水壓力的作用。在微觀層面的天人合一理念，至今依然影響著聚落的布局和建筑的設計。

 

山西省襄汾縣的丁村始建于明代，位于汾河西岸的一塊高地上，在村莊面臨汾河的東側，在農田邊預留了一大片洼地，洼地長滿了樹木，遇到降雨就成了天然的蓄洪池。在丁村內部還建設有兩個澇池，用來存儲雨水，功能與海綿城市中雨水花園類似。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證了丁村長期以來不受水患侵襲，見圖4。

 

 

中國古代建筑還非常注重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在院落層面，通過巧妙的設計，構建水系統基礎設施，實現水的循環。在徽州四水歸堂民居，通過引水渠引山泉水入村落，解決生活用水問題。通過屋頂形式和位置的特殊設計，實現雨水快速匯集，通過天溝、瓦槽、屋檐滴入天井中的水渠或下方地板孔洞，在庭院駐存。地下蓄水池具有氣溫調節功能，通過在天井地板開口，將水池的冷空氣傳到庭院，實現“水空調”。溢流的雨水再通過邊溝流到房屋外，進入河流水系。村落道路往往都是石板路，下面有水渠可以排水。從聚落建筑供水取水，到雨水梯級循環利用，再到聚落排水系統，這些設計充分體現了傳統智慧在聚落和院落水系統建設中的應用，體現了天人合一理念的系統性和科學性，見圖5。

 

 

2 我國現代城市水系統存在的問題

 

工業革命之后，城市的發展和擴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不斷增長，隨之而來的是城市水資源短缺、內澇頻發、水環境惡化等嚴重的城市水系統問題。以我國古代水系統治理的理念與實踐為參照，我國現代城市水系統的核心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2.1 水系生態空間被嚴重侵占破壞

 

城市及周邊河流、坑塘、濕地、綠地、林草等藍綠空間被大量侵占，降低了蓄滯雨洪、改善環境、氣候調節、景觀休閑的功能，阻斷了水的自然循環，降低了城市應對水問題的韌性，增加了區域水資源供應、水安全保障的壓力。

 

以蘇州為例，《吳郡圖經續記》記載蘇州城在北宋時期“城中眾流貫州，吐吸震澤，小浜別派，旁夾路衢，蓋不如是，無以泄積潦，安居民也。故雖名澤國，而城中未嘗有墊溺蕩析之患”。在這樣一套排水防澇體系的保護下，歷史上蘇州城2 500多年來，僅有極少幾次水淹城。1991年遇特大洪水，城內外水位相差僅1.4 m情況下，古城仍安然無恙。然而隨著城市建設進程加快，蘇州城以河道為骨架、水系為脈絡、街巷相依附的古城水陸雙棋盤格局日漸弱化，河道成為道路的附屬物。按照宋《平江圖》記載，當時蘇州城有橫河12條，直河5條，毛細支流若干，長度約82 km。此后經過歷代變遷，尤其是自清朝、民國到解放后大規模填埋河道，約46.8 km的河道被填沒，古城區內的河道銳減，水系斷肢殘臂，濱水空間體系支離破碎。河道的填埋使得河網結構趨于主干化、單一化，河網復雜性和水系結構的穩定度降低，對流域防洪排澇和生態環境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同時，以截堵、抽排為主的工程性防洪排澇理念，忽略了河網地區的自然本底特征，將水資源利用與防災減災完全割裂，加劇了城市安全的風險。

 

 

2.2 城市治水工作的整體性系統性不足

 

在現代城市治水過程中，由于現代工程措施可以快速解決局部的水問題，城市水務工作一度拋棄了中國古代系統的治水理念，水系統建設完全來自于人的意志，導致城市治水工作的整體性系統性嚴重不足。

 

我國城市治水工程至上思維占主導地位，加之體制機制不夠順暢，城鎮水務管理只負責供水、排水與污水處理中的一部分環節，還處于就水論水、就水治水的階段；在落實“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沒有實現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治理，治水的系統性、綜合性不足，各子系統之間相互協調銜接不夠、聯系有待加強。城市規劃建設不考慮水資源約束，導致頻繁開展大規模跨流域調水，進而產生更多的水生態問題；城市水系統與區域水系統被人為割裂，導致城市內澇防治與城市防洪不銜接；城市豎向設計與雨洪調蓄空間銜接不夠，城市公園和一些廣場豎向標高設計不合理，難以承擔雨洪調蓄功能；城市水資源供給、水環境治理及水安全保障過度依賴灰色基礎設施，沒有充分發揮生態基礎設施生態服務功能；灰綠基礎設施融合發展不夠、系統性不強，造成城市水系統運行的能耗物耗偏高，距離綠色發展要求有差距；供排水設施功能往往相對單一，不能實現一物多用，供排水設施向公眾開放的很少，未能承擔起公眾教育的功能。

 

3 對我國城市水系統建設的經驗啟示

 

3.1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中華文明強調要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按照大自然的規律活動，取之有時，用之有度。中國古代將長期觀察得到的經驗總結代入到治水理念之中，從區域尺度水資源綜合利用，到城市尺度營城理水科學布局，再到聚落尺度強調天人合一的低影響開發理念，重視順應自然規律，不去破壞和侵占自然空間，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些做法也是非常值得城市建設者們學習和借鑒的。如果把古代城市水開發利用和治水的過程看作城市水系統建設，那么當時遵循的首要規則就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這也令無數古城、古鎮和古村落逐水而興，歷經風雨而屹立不倒，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走向繁榮。

 

古代治水理念與生態文明思想不謀而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生態興，則城市興，則文明興，現代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水系統建設上走彎路。因此，當代城市水系統建設必須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原則，應充分認識城市水問題不是純粹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更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安全問題，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綜合命題。應保護和修復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空間，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構建健康的水循環系統。

 

3.2 功能復合、綠色生態

 

我國古代水基礎設施的建設，往往考慮空間和設施的高效利用，善于利用地形、景觀等自然本底條件，形成功能復合、綠色生態的水基礎設施。例如古代城市選址避開低洼易澇地區，通過豎向設計，將雨水排入蓄滯水池，供水排水渠道兼具交通、防洪等功能，堤壩建造強調景觀美學效果等。從區域、城市和院落尺度形成了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的高效、生態、低碳的水基礎設施體系。這種綠色生態既保證了人類活動對自然的最低干擾，又貫穿了功能復合的理念，提高了設施利用率。而當代城市供排水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功能往往相對單一，不能實現一物多用，城市公園和一些廣場豎向標高設計不合理，難以承擔雨洪調蓄功能。

 

因此，當代城市水系統建設必須貫穿功能復合、綠色生態的要求，城市水基礎設施應突出功能復合，強調節約高效，杜絕機械依賴灰色基礎設施解決單一問題而引發其他問題的現象，將水系統各類設施統籌考慮，發揮綜合功能。例如濱水空間可以實現凈化水質、生態廊道和景觀美學的復合功能，城市低洼地區可以實現綠地、開敞空間和蓄滯洪水的復合功能等。

 

3.3 綜合協調、系統治理

 

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強調系統思維，是古代智慧的高度凝練，充分體現了系統觀、辯證法和科學性，表現出了高超的智慧與遠見。中國古代治水非常重視綜合協調，統籌考慮水的飲用、防御、交通和景觀等功能，在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就預留充足的水生態空間，以保證城市在干旱、洪水等極端情況下均具有較強的韌性。

 

因此，當代城市水系統建設必須體現綜合協調、系統治理的內涵，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看問題，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城市水系統的治理之道。城市與水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城市水系統建設要重整體、重長遠、重綜合、重系統，要按照水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統籌考慮城市水系統各要素。從宏觀層面統籌布局工程型和生態型基礎設施，構建城市健康水循環，形成城市水系統在城市水資源供給、水安全保障和水環境治理方面的合力。從微觀層面側重城市水循環關鍵環節的治理銜接，優化水系統結構，完善水系統功能，針對性做好城市供水、排水、節水等各項工作。